恒丰银行原董事长蔡国华涉案超百亿一审被判死缓

11月6日，蔡国华因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被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控五宗罪，涉案金额过百亿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指控蔡国华犯有五宗罪，其涉嫌滥用职权造成恒丰银行经济损失8.9亿余元、涉嫌贪污1022万余元、涉嫌挪用公款48亿元用于个人经营、涉嫌受贿11.8亿余元（10.7亿余元系未遂）、涉嫌违法发放贷款35亿元，总涉案金额高达约103亿元。经过审理，东营市中级法院认定蔡国华共犯五宗罪。一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法院查明，2014年至2016年，蔡国华在担任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在恒丰银行发放薪酬、推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造成恒丰银行损失8.97亿余元。

8.97亿余元的损失涉及两项事实：其一是，蔡国华上任恒丰银行董事长后不久，主导制定《恒丰银行核心员工薪酬管理办法（暂行）》，其明知董事、监事的薪酬应经恒丰银行股东大会讨论决定，违反《公司法》《恒丰银行章程》等规定，在未经股东大会讨论通过的情况下，通过上海衍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多家银行开设的账户，向其本人、董事栾永泰、董事毕继繁、监事长宋恒继违规发放薪酬3.13亿余元。2016年3月至2017年9月，蔡国华退还个人薪酬所得1.14亿余元，给恒丰银行造成经济损失1.99亿元。

其二是，蔡国华明知恒丰银行推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需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违反《商业银行法》《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规定，未经银监会审批，擅自决定在恒丰银行内部推行该计划，非法筹集股份认购款227.13亿余元，并违规将该款项由股权过渡户转入资本金账户。后因计划被银监会发现而终止实施，蔡国华安排将筹集到的227.13亿余元资金原路退回，产生的资金占用费、税费等各项费用由恒丰银行承担，给恒丰银行造成经济损失6.97亿余元。

东营市中级法院还审理查明，2015年至2016年，蔡国华利用担任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未经集体研究，擅自决定将恒丰银行48亿元资金以信托贷款形式转入其个人控制的公司，进行营利活动，谋取个人利益。2017年，蔡国华在明知申请贷款项目不符合发放贷款条件的情况下，授意银行工作人员违规发放贷款35亿元，给恒丰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5年内上市，公司治理仍承压

自2017年底“蔡国华案件”爆发，恒丰银行启动风险化解、改革重组工作。2018年3月30日，原山东银监局局长陈颖被任命为恒丰银行党委书记。随后不久的临时股东大会上，陈颖被选为董事长，王锡峰被选为行长。恒丰银行再造工作正式起步。

按照剥离不良、引进战投、股改上市“三步走”的工作思路，2019年12月18日，恒丰银行表示，将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1000亿股普通股股份。其中，中央汇金拟认购600亿股，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认购360亿股，其原第二大股东新加坡大华银行有限公司和其他股东拟认购40亿股。

随着1000亿战略投资到账，恒丰银行“三步走”的前两步已经完成，且取得成效。王锡峰强调，“经过近三年全面深入的改革，恒丰银行股权结构、发展战略、企业文化、高管团队、组织架构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真正实现了浴火重生，站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今年4月，暌违三年亮相的恒丰银行年报显示，2019年，恒丰银行总资产规模接近1.03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37.63亿元，净利润5.99亿元，同比增长4.36%；从2018年到2019年，恒丰银行资本充足率从负值-13.65%升至12.26%，不良贷款率则从28.44%降至3.38%，较上年末下降25.06个百分点。

截至今年9月末，恒丰银行资产总额达到10773亿元，较年初增加530亿元；一般性存款余额较年初增加633亿元，增幅达到11%，存款在负债中的占比达到62%，较年初增加3.4%；不良贷款率进一步下降到2.84%，拨备覆盖率达到150.62%，较年初提升28%。

恒丰银行近年在公司治理上确实花了不少功夫。近三年来，下大力气解决了股东股权、组织架构、队伍建设等公司治理突出的问题。重建了管理团队，重塑了风险控制机制，重新构建科技体系，经营管理已经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风险分析

银行内控机制不完善

我国商业银行大多层级繁复、权责不对称,导致一些重要的制度没有被落实。由于各层级的人事安排、业务能力、绩效考核都与上层领导直接关联,下级通常只能按照领导的指示无条件执行。比如负责信贷监管的稽核部门归本级行长直接领导,地位和职能不独立,难以对本行决策进行有效的监督。并且,目前银行还未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缺乏有效的董事会、监事会机制,使得内控制度缺乏一定的刚性,容易导致滥用职权等问题。

一方面,有关部门把一些没有经营管理经验的非职业经理人安排在重要的经营管理岗位,使得懂经营、会管理,敢于创新,有市场竞争能力的银行家队伍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一些“一长制”的银行行长也并没有把银行的经营业绩当作自己的主要追求目标。相反,行政管理权高度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银行经营管理权限的制衡机制,身为主要责任人的行长权力过大而缺乏有效监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寻租、钱权交易等情况。

风险防范

遏制行长腐败核心在监管

采取指标控制法来监控和改善风险防控全过程。一是廉政风险排查识别与评定等级的评价。如排查到位率、风险分类覆盖率、损失程度偏差率、风险等级划分偏离程度等指标。二是廉政风险制定防控措施与预警执行的评价。如业务差错率、案件办结率、联合办公情况、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等指标。三是廉政风险防控成效的评价数据化。将廉政风险成效的改善视为一系列系统化的步骤，风险防控的重点在预防上。

银行主要依赖上级机关的监督，监管乏力（缺乏约束和激励手段是主要原因），使各级银行的“寻租”行为泛滥。要根除银行业的腐败，必须从组织结构入手，创新管理机制，改革总行与分支机构之间的业务操作与管理流程，消除因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而产生腐败“租金”的机制，方能见效

银行监管机构总部与分部的人员分布结构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块块”式行政体制,总部的监管人员数量占全国的比重过低,与其承担的繁重监管职责不相匹配。银行应当逐年稳步增加监管人员的数量,以保证对监管内容的力度和强度。

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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