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村带头人：讨厌被说发国难财 就是个安慰

安慰

如果非要说雾霾跟大店村有点什么关联，那就是霾天出门最好戴个口罩，而大店正好造口罩。大店的口罩造出了名，就得名口罩村。媒体过来报道过几回，总结出一条规律：环境越糟糕——禽流感，非典，H5N1，雾霾，一波接一波——大店的口罩销量也跟着一路往上走。

但现在，大店人说他们跟雾霾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已经是从村里到市里各级领导对媒体一致的口径。他们最讨厌被说成“发国难财”。事实上大店只能生产普通民用口罩，防不了禽流感，也挡不了雾霾。大店人也没否认这点，“我们的口罩就是防尘，保暖，时尚”，口罩协会会长姜秀彬说，“你想那雾霾，防毒面具都防不了，口罩挡得住？”曾有村民想在口罩包装上标上“防PM2.5”，姜制止了他，“咱不能误导人家。”

“其实消费者也知道，戴口罩就是个安慰。”48岁的姜秀彬是个乐于在饭桌上成为焦点的人物。作为全村三百余户口罩企业的带头人，所有跟口罩村相关的采访都绕不开他。“我跟他们（外地媒体）说大店是唐朝建的，”他用本地话跟胶州电视台记者大谈采访经，“他们回去就写唐代建的，哈哈。”从我在胶州市图书馆查到的资料来看，这个论断并不确切，至少不算严密。

陌生

姜秀彬已经意识到他所掌握的话语权。在一篇篇关于口罩村的报道中，他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头人物。他侃侃而谈，又貌似不经意地释放出一些冷淡来抓住主动权。你可以感受到他隐蔽而强烈地试图引导采访者的动机。当我提及大店在唐代曾归即墨（毗邻胶州）管辖时，他脸上的错愕表明，这段引自市志的历史对于现在的大店人来说完全陌生。

大店村七百多户家庭里九成姓姜，他们的祖辈在明朝迁入此地。我问姜秀彬这是否说明全村人都是亲戚，他说：“不是亲戚，而是一家人。”他暗示村人关系和睦，并没有因为都在做口罩生意而成为冤家。他开着SUV带我从大店所属的胶东街道办进村，路边邻村地界上树起的各种口罩厂招牌，显然是为前来采购的客商所设。我们从桥上跨过了一条流量少得可怜的河道，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打通渤海和黄海的胶莱运河。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店——当时叫陈村——是北方中国的重要港口，《胶州市志》将大店收入了《历史名村》一节。元朝在胶莱河上筑了八道闸，陈村为第一闸。随着海岸线南移，陈村的海运作用逐渐消失。而水流量偏小、淤泥堆积的顽症则迅速将胶莱运河变为摆设。海运和河运双重沦落直接导致了陈村的式微。跟那些无名的内陆村镇一样，不复往日喧嚣的陈村变得封闭而平庸。

根据姜秀彬提供的数据，2013年大店村的口罩产量大约是10亿只。上一年是9亿。按照这样的节奏，这个数字很快就能追上全中国的人口数。“你们来报道也没什么用，”姜秀彬说，“全国80%的民用口罩都是这里生产的，做这行生意的都知道我们。”在北京街头，姜秀彬说，“隔30米远就能判断对面脸上的那只口罩是否产自大店。”

话语权

先人们恐怕无法想象陈村会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复兴。短短20年间，大店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口罩生产基地。大店最早做口罩生意的是现年77岁的姜以习。1988年，姜以习去兰州走亲戚，发现在那个风沙肆虐的西北城市，口罩几乎是出门的必需品。一只普通的棉布口罩售价是一块钱，最高能卖到3块。回到山东，他打听到口罩的进价只有两毛。姜以习的口罩生意从贩运开始，很快他又发现，这行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于是买来机器和原料，跟老婆孩子一起在家里做起口罩来。

但他的晚辈、口罩协会会长姜秀彬并不承认姜以习的创始人地位。在他撰写的一份材料上，第一句话就是“大店村口罩业起源于1992年”。那正好是他姜秀彬进入口罩产业的年份。“没必要提他（姜以习），”姜秀彬说，姜以习的作用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活可以干”。“现在的成果跟他没关系。他是关门自己做，后来看我们都做，就有点心理不平衡。他那个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没有商业眼光。”

显然，姜秀彬对姜以习被视为大店口罩鼻祖一事颇耿耿于怀。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媒体启发了姜秀彬的话语权意识，那就是历史固然重要，而对历史的解释权更为重要。那么每一次在媒体上的亮相，都是重新定义口罩村历史的大好时机。

口罩协会成立于2004年。此前一年的“非典”让大店村名声大噪，口罩业迎来爆发式发展，村里生产口罩的厂家从23家一下增加到八十多家。协会成员基本由骨干企业主组成，且同时多为村委会成员，“无偿为村人民服务”。姜秀彬介绍，村民可以从协会免费得到市场上的新样品。而对于村民来说，协会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提供贷款担保。

我问姜秀彬，有没有不参加协会的企业，“我想除非他脑子坏掉了，我们都是无偿服务。”他有些轻蔑地答道，“据我所知好像没有不参加的，不依靠集体是绝对不行的。”现在，大店村800户居民中的三百余户都开起了口罩厂，全村95%的人口的生计与口罩相关。

“除了学生和小孩，所有人都在做口罩。”姜秀彬说，这个产业不需要力气和高科技，手能动眼睛看得见就可以做。全村没有闲人，老头老太们过去在街上遛达，现在全进了厂子做工，一个月下来就能挣两千。就在他处老人颐养天年之时，他们在大店村的同龄人正为家庭创造不菲的收入。

每月两千的工资，实际上可以招到更年轻的劳动力以提高生产率，但这正是口罩村的无奈之处。受制于远离城市的地理因素，大店很难从外面吸引年轻人过来工作，不少人把分厂开到了邻村。

新秩序

中午11点多，我们在护院的牧羊犬慑人的嚎叫声中走进“梦思得”口罩厂。这里正在生产绣有海绵宝宝、青蛙王子和熊出没等动漫图案的口罩。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太太负责将成品套在纸壳上装进包装袋，10秒钟一个。她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姑娘正在用高速缝纫机完成包边。孙伟（他是大店村的女婿）介绍，他这里每天能做3000只口罩。现在是淡季，厂里有20个工人，多的时候能达到40个。

工人们都是同村的乡亲。我们的到来对他们完全没有造成影响，他们保持了一种纪律式的安静，每个人都认真（或者假装认真）忙于自己手头的活计。至少在态度上他们是职业的，虽然他们都没有戴手套（或许是因为影响手感）。到11点半，所有人又像定好的闹钟一样，在一分钟内陆续停下来，午休时间到了。梦思德口罩厂不提供午饭，工人们需要在一个半小时里回家、吃饭（或许还得做饭），然后回到岗位上。

无论从格局到村民，大店都已经很难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村庄的定义。从村口那个巨大的金色隶书招牌进来，空旷的主干道以及大小不一的厂房（当然也是他们的住所）构成了一种工业时代的秩序感。但他们的田地还在，小麦正无精打采匍匐在地，等待第一场冬雪的降临。大店人并未抛弃农业，即便是姜秀彬会长，也说地还是要种的，因为“农民的本职不能忘”。姜秀彬说，这里的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往外出售呢。

但他也承认自己差不多从涉足口罩业开始便没再下过地，他甚至记不清家里土地的确切面积。如今，收割机能在一天之内割完全村的麦子。所以，是机器在帮助大店村人履行农民的职责。村民之间——按照姜秀彬的话是“一家人”，则在20年的口罩业发展中变成了商战中的同行，或者是雇佣关系。

时尚

似乎是为了说明与姜以习之间并无过节，姜秀彬找来了姜以习的儿子姜立一接受采访。姜立一与姜秀彬年纪相仿，作为口罩协会的骨干人员，他亦赞成父亲不跟媒体接触为好。“这几天他没在家。”姜立一含糊地解释道。

在姜立一看来，村民间并不存在很严重的竞争，因为全国的口罩市场太大，每家都有自己的主顾。他家的口罩厂每年都会做出十几个式样，最终会有三五个受到客户认可批量生产。“花色不用找专人设计，自己就能搞定。”姜立一说，客户会提出很具体的需求——比如他们会问有没有“熊出没”。他不认为村民间会抄袭花色式样，“关系好才做一样的”，这个回答让我稍感意外，他解释道：“有好式样大家一起分享嘛，我们一起制定最高最低价。”

在我看来，这些口罩都太过花哨。但与我同行的一位大学生“村官”却很高兴地在姜以习家中精心挑拣了一批卡通口罩，它们将被赠送给今年跟她一起来到胶州的其他“村官”们。大店的村民显然能比我更好地理解口罩的时尚功能，他们还开发了一款夏季专用的纱质口罩，它的特色是宽大的下摆可以遮住整个颈部，具有防晒功效。

姜秀彬认为大店的口罩算不上花哨，“南方的厂子做的那些就更花，我们的还是比较朴实。”他说，那种更新更快，“我们不敢做，怕做不好就浪费了。这就有点像时装。”

式样过时的风险就是积压，厂长们将不得不亏本甩卖，对小企业而言，这有时会是灭顶之灾。但村民们似乎在保守与时尚间找到了某种平衡，这不仅体现在生产上，也是他们的生活态度。一些人家的客厅反映了他们普遍的实木偏好，那些谈不上考究却也得体的家具和装潢表现出他们生活的优渥。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家中都备有两种以上的茶（要知道茶在北方农村并不常见），而且他们懂得红茶的泡法。我见到的几位中年女主人颇为细致地修整了她们的眉毛，有一位似乎还用了唇彩。

无为

口罩村的名声让各地的批发商慕名而至，但大店并不总能让客户满意。一些批发商提出过滤粉尘，阻挡细菌、病毒的要求，这些已然超出了大店人的生产能力。也有人表示将革新技术，做出更有科技含量的口罩，这意味着更高的利润率。但更多人表示无所谓，每只挣几分到一毛多的利润也过得去。“利润再多你也干不了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就可以了。”姜立一说。毕竟全国的市场太大，光两层布的口罩还做不过来呢。

2013年年中，大店村接到一条即将影响全村命运的大新闻：青岛新机场已完成选址，地点就在大店所在的胶东街道办事处。这意味着，在此处繁衍生息近七百年的姜姓人将面临集体拆迁。几乎所有被访者都表示没想好应对方式，他们的回答是，“走一步看一步。”姜秀彬希望政府能批准建设一个规模口罩生产基地，“不需要太多地方，100亩就够，把几百家企业集中在一起，我早想好了。”

而更长远的问题是，年轻人对口罩业普遍缺乏兴趣。很多口罩厂已颇具规模，但他们的下一代似乎无意接班。姜立一的女儿在胶州的房产公司上班。“接班？她看着就头疼。”姜立一说，但他并不觉得可惜。对大店人来说，做口罩跟过去种地无甚差别，它只是谋生的手段。

姜秀彬的儿子也早已远离大店，现供职于上海的一家银行。“年轻人觉得呆在这里封闭，走不出去。他们想出去闯一闯。”姜秀彬表示理解年轻人的想法，但他更乐于享受现在的生活，“自己说了算总比给人打工强。”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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