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二十年前曾“濒临破产”的国有四大银行

1999年5月1日，正是北京春意盎然的时节，国际劳动节期间机关单位都放假休息，身为中央金融工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梅兴保当天值班。

上午10点多，他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急电，要求阎海旺立即接听电话。

前一年的夏天，阎海旺由甘肃省委书记调任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主任，快一年的时间也没陪家人在北京好好逛逛，赶上假期就出去游玩了。

梅兴保找不到他很着急，于是让人分头去找，最后在颐和园里找到了阎海旺。

赶回办公室接起电话，已是临近中午。

电话那头，领导要求由中央金融工委牵头，加快进度组建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虽然在十天前，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已宣告成立，并确定了处理中国建设银行不良资产这一主要工作方向，但是在领导眼里，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处置工作一定要快、再快，快到和“入世谈判”赛跑才行。

一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的宏观调控还不像今天，总是由那么多字母组成，央行没日没夜的印钱，然后鼓励银行放贷，信贷大水一路往南，人口不足700万的海南岛，却催生出了3万家地产公司。

除了海南地产业之外，内陆大量国企扶持政策转为“拨改贷”，需要的资金由之前的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大规模的银行不良由此产生。

当年的银行业信贷环境有多混乱呢？

中国银行广东省龙川县支行受县委和县政府的指挥，大量地搞账外账，高利吸储，高利放贷，以此表现县委书记、县长的“政绩”，最后投入基本建设的钱一个子也收不回来；就连人民银行，当年也有少数分行将资金违规拆借给非银行金融机构，几家大型银行也把资金违章拆借给所办信托投资公司，拆入资金主要发放固定资产贷款。违章拆借在支持地方盲目扩大投资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单单1992年-1993年不到两年的时间，违规拆出资金总额在1000亿元以上，在今天看来，1000亿元不算什么，而在当时则是很大的数目。

到1999年，全社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高达32.67%。

当时正处于“入世谈判”关键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金融业提出了“开放”的要求，此时此刻，不少国外媒体对中国金融行业特别是国有银行持“看衰”态度，他们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基本上处于“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整个金融业也像“火药桶”一样随时可能被点燃。

1998年6月26日朱镕基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时，对方曾经提到“国际上很多人估测工农中建四大行坏账率高达25%-30%。

朱镕基解释说，“那是不良贷款率，并不是实际坏账率。”

也就在这次会面前的6月22日，中央金融工委正式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亲自挂帅兼任金融工委主任。

二

很多“70后”或许还记得，在80年代末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那段时间，每到发工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职工到银行取钱再到商店里购买日用百货、米面粮油和计生用品。

二十五年前的海南岛，每平米房价最高被炒到接近万元，“万通六君子”中很多人曾经陪同牟其中闯荡海南，目前国内一半以上的地产公司大佬，都曾经在那里激扬过人生。

地产过热的最后则是只剩下一地的鸡毛，海南发展银行破产只不过是当时银行业的一个缩影，二十多年后，已经卸任的周小川曾表示，“当年的不良贷款只有20%是银行自身经营问题所导致的。”

对国有企业过分扶持、地方政府过分干预，仔细看看，二十年前的银行不良产生和今天的情况是否类似？

98年底，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惨胜”之后，国内经济受到波及，银行资产进一步恶化。当时我国申请加入WTO，商业银行可能要面对国际银行的竞争，银行负重难行，改革迫在眉睫。为了甩掉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包袱，参考国际经验，管理部门决定采取剥离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

1999 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199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意见》，就在当月，第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接收了中国建设银行的3730亿的不良贷款。

时至今日，建行在节庆时候的宣传稿仍然会提到“率先剥离不良”这些事，没错，当年信达的成立是为了建行不良剥离而生，几位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建行高管。

信达总裁是建行总行副行长朱登山，如其名一般，朱登山特别喜欢体育运动，到建行工作之前已经在煤炭系统工作了35个年头，当时他除了协助行长主持日常党务工作外，还分管人事教育部、党委组织部、会计部等职能部门，并牵头中小企业信贷工作指导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年仅39岁的田国立出任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副总裁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其实，田国立是位老资格的业务能手——1983年从湖北财经学院毕业后进入建行，当时已有16年之久。从基层职员开始做起，田国立一路升迁，先是支行副行长，接着又坐到北京分行副行长的位子。1994年进入总行后，他出任大权在握的营业部总经理。走马上任信达副总之前，他的职务是行长助理。

1999年的春天，之所以确定建行为资产管理公司第一个试点单位，主要原因是其内部相对先进的管理，包括一个新的全国性信贷监控网络。另一个原因则和建行领导者周小川有关，因他被业内人士公认为“熟悉国际金融运作理论与技术的学者型专家”。

三

四月份信达资产挂牌成立，五一假期当天朱镕基就给金融工委打电话催促工作进度。因为总理知道，随着“入世谈判”的加速，留给四大行纠错的时间不多了。

那些年国有银行的粗放式发展，混乱经营，一方面外资银行趁机扩张，另一方面西方资本根本瞧不上国有银行，更没有参股入股的想法。

1992年起，允许引进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地域进一步扩大到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广州7个沿海城市，截至1997年底，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达到164家，四年内增加了90家，每年净增加20多家；资产总额达到380亿美元，四年内增长了3.3倍，年增长率为82.5%。

朱镕基心中很明白，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一旦“入世”成功，国内银行业凭借当时的资产状况肯定不是外资银行的竞争对手，而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政府已经在“影院院线”等一些意识形态领域对西方做了让步，一旦金融领域再“阵地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在随后很短的时间内，华融、长城、东方三家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与其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相对应，分别接收了4077亿，3458亿，和2674亿的不良贷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合计接收不良贷款达1.4万亿。自此正式拉开了利用资产管理公司专业化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序幕。

为了承接1.4万亿的不良资产，国家财政部拨付了400亿元注册资本金，并持有100%股权；央行再提供5700亿元的再贷款，四家银行向对应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行8200亿元债券，再由资产管理公司按面值1:1的对价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这次剥离于2000年6月结束，被称为第一批不良资产，属于政策性不良资产。

即便在第一轮剥离后，四大行不良率由45%降至25%，可工行、建行、中行、农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然分别高达 25.4%、 15.2%、 23.4%、36.6%。

可想而知，二十年前的四大国有银行，资产状况都糟糕到了何种样子。

2004年和2005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再次剥离不良贷款，但这次是按面值5折收购，算是实现市场化和商业化收购坏账，经过第二次大规模剥离，四大银行的不良率由原先的25%普遍降到5%左右。

这才有了2005年6月之后，几大国有银行密集登陆资本市场。

四

为了解决二十年前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我们国家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初四大AMC成立之初，曾经约定过“十年之约”，也就是要在2009年年底退出市场。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记着，2009年初陈主席四次劝赖小民到华融任职时后者心里的复杂态度。“十年之约”犹在耳边，一旦真的年底四大AMC解散又该如何？

赖小民的心里还真没底。

当时更没底的还有资管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员，到2007年底，四大AMC中信达资产不良资产回收率最高，仅为30%，华融资产的回收率为18%，东方资产回收率为20%，长城资产的回收率为10%不到。

低回收率导致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在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央行再贷款和金融债的利息，所剩下的能够偿还本金的微乎其微，或者根本无力偿还本金。

多年之前，有媒体采访朱登山时，这位前信达总裁曾用了一句话：

为国家卸重负。

而时至今日，四大AMC身上的负担仍然很重。但幸运的是，十年前他们遇到了美国金融危机，为了应对挑战，“十年之约”并没有如期而至，相反，在赖小民来到华融之后，四大AMC慢慢地走上了偏离主业的道路。

直到2016年，制造业转型升级挑战来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急剧攀升，信达等资管公司又到了急需显现作用的时候，可8年后，他们已经在非主营道路上走得太远。

又过了两年，当作很长时间银监会新闻发言人的赖小民在金融街甲1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被带走，又代表了四大AMC回归主业的开始。

80年代末90年代初宏观计划的调整，“大财政、小银行”退出了历史舞台，商业银行信贷成为了社会融资的最大方式，缺乏监管的金融权力造成了90年代银行业不良泛滥，四大银行处在技术性破产的边缘；而后四大AMC登场，在处置了不良资产后，又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赖小民式”窟窿。

其实来看最近二十年来商业银行发展史，金融是国之重器，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回归本源，服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别说是四大国有银行、四大AMC，就算是央行，也得加强管理信念教育，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二十年来，中国银行业那段野蛮生长的历史已经过去，并一去不复返了。

回过头来我们才知道，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砥砺前行罢了。

来源：稷下谈金
作者：雁云16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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